运城文化应定位于源头文化
发布时间:[2011-12-17]

  运城,是中华民族的摇篮,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。这不仅是运城的光荣和骄傲,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当前,有必要深化对运城文化的研究,这不仅对运城人文资源的开发,提升运城文化生产力和城市核心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,对于弘扬民族文化、推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对外开放,也有着重要意义。
 
  一、运城文化的历史地位
 
  对运城文化的评价,要放到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去考察,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中去认定。运城文化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八个方面的贡献。
 
  (一)是文明社会的原始构想。上古时代,炎帝提倡农耕文化,种植谷物,饲养家禽,改变了人们游猎生活习惯,为争夺土地还先后与黄帝为首的黄帝族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,发生了大规模战争。后来,炎帝和黄帝结盟打败蚩尤,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主的部落。黄帝不仅是军事家,而且是政治家、发明家,制定了历法、制造了车船、创造了形象文字、全面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,社会进入了政体文化时期。于是有了“炎黄子孙”和“华夏民族”的称谓。到了氏族社会晚期,尧、舜禅让贤人被传为美谈。尧没有将王位传予儿子丹朱,舜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商均,而是唯贤是举,尧让位于舜,舜让位于禹。舜时代恰逢洪水泛滥,为维护百姓利益,舜举全力治水,被世人称道。这时,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又提升到一个高度——道德文化阶段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天下明德,皆自虞舜始。”炎帝的农耕文化、黄帝的政体文化、舜帝的道德文化,成为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三个里程碑,也形成对文明社会构想的雏型。
 
  (二)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。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于运城夏县。国家代替部落,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。国家利益,成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集中体现,爱国主义思想应运而生。精忠报国、为国捐躯、国事为大,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。运城万荣的后土祠,为历代帝王祭拜社神女娲和谷神后稷的圣地。“社稷”作为国家的代名词流传至今。
 
  (三)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萌芽。舜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以百姓利益为重。他的《南风歌》世代流传。南风之熏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意思是:南风啊,应时而发,可以增加百姓的财富。可见“解愠”“阜财”就蕴含了早期以人为本的思想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评价为“可谓仁之方也。”孟子讲得更明确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意思是说人民重要,其次是国家、再其次是君主。尧、舜都是孔子、孟子心中的思想人物和尊崇偶像,孔子和孟子对尧、舜的评价,都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。
 
  (四)是敬业精神的光辉典范。在中国历史上,体现敬业精神的典范,首推“大禹治水”。禹受命于舜,为民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,被世代传为佳话。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、忘我的献身精神,造就了运城人吃苦耐劳、勤奋务实的性格特征。
 
  (五)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。上古时期,氏族部落结束游牧生活,进入农耕时代,运城承载了这一历史性变迁。尧舜时期,主张农耕的后稷被舜封为农官,教民稼穑。后稷为周族始祖,发明了种稷和麦。周族第十五代周武王伐纣成功,统一天下,历史上称为周期,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农业的鼎盛时期。黄帝娶夏县西阴嫘祖为妻,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;黄帝的大臣风后发明了记载寒暑的历法、发明了车和船;仓颉创造了象形文字;神医歧约研究了一整套治病的方法,被后人编成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《黄帝内经》。运城人一度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 
  (六)是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。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,“处于横议”,“百家争鸣”,涌现了大批思想家。出生于运城的荀子,在春秋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。郭沫若高度评价为,荀卿不仅集儒家之大成,还集百家之大成,既有百家之长,又不失自己的主张。荀子认为“天行有常”,并主张“制天命而用之”,表现了“人定胜天”的思想,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叛逆性。他的论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特点,政治上主张“原先王”、“法后王”,“隆礼”与“刑政”兼成。著名政治家兼思想家韩非、李斯皆出于他的门下,绝非偶然。他的《劝学》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篇,成为激励后人的座右铭。
 
  (七)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。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,收录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民歌。其中魏风七篇均出自运城民间。《伐檀》一诗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,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思想。“坎坎伐檀兮,寘之河之干兮。河东清且涟漪。不稼不穑,胡取禾三百廛兮?不狩不猎,胡瞻尔庭有县貆兮?”反映农民对统治者控诉的还有《硕鼠》,发出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”的抗议。而《陟岵》一诗则表现了服役者对家乡亲人的怀念:“陟彼岵兮,瞻望父兮”,“ 陟彼屺兮,瞻望母兮”,“ 陟彼冈兮,瞻望兄兮”。这些来自民间的诗歌,深刻反映了社会的真实和来自底层人民的呼声,成为今天我们了解西周到春秋时期历史的依据。唐宋时期,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,运城贡献了王勃、王维、王之涣、卢纶、柳宗元等一大批著名文学家,造就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的辉煌。此外,王羲之的恩师书法家卫夫人、书法家薛稷、书法家张彦远、马远、被称作“曲圣”的关汉卿,都是运城人,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 
  (八)是群体的名人效应。运城历史上人才辈出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尊捧为“圣人”的傅说,比孔子早800年;有:“武圣”之称的关羽,成为正义和忠义的化身;老当益壮廉颇的美德为世代所传颂;为人正直忠厚的介子推更为后人所敬仰。张仪辅佐秦惠王成就霸业、范蠡助越王灭吴、百里奚被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视为左膀右臂,李悝辅佐魏文侯全面实施变法,都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。面征建功的薛仁贵、道教名人吕洞宾、著名地理学家裴秀、兴修都江堰的水利家李冰、被称作中华工商鼻祖的猗顿,也是运城人的骄傲,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歌。运城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4处,比西安市还要多。闻喜一个县就出了59个丞相,成为世界奇闻。这也造就了运城有别于任何一个城市的城市品牌。
 
  二、运城文化的定位
 
  文化定位是城市定位的重要内容,也是城市与城市区别的典型特征。邯鄣文化明确为燕赵文化。沧州为武术文化,吴桥为杂技文化。承德为山庄文化,秦皇岛为海洋文化,廊坊地处京津之间,既不同于北京的皇城文化,也不同于天津的商埠文化,明确为京畿文化,都从历史文化、地域文化和特色文化的角度,形成个性化城市概念,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 
  什么是运城文化?
 
  我认为,把运城文化定位于“源头文化”比较合适。第一,“源头文化”是运城历史方位的准确表述。运城是中华民族、炎黄子孙的发源地,是华夏5000年文明史的开端,是尧、舜、禹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也是古中国的地域代表。使这一称谓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,很好地体现了运城文化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和作用。第二,是运城文化动态性表述。“源头”和“根祖”有很大区别,“源头”有“根祖”的本意,又有“根祖”包容不了的内容,因为运城在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个朝代,在诸多文化领域,都是文化创新的源泉。起到源头作用。比如在史著文化方面,贡献了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两部巨著,成为史著文化源头。被称作“曲圣”的关汉卿为戏剧文化的源头。更不用说傅说,早于孔子800年开创了论理文化的先河。“用源头文化”定位,较之“根祖文化”具有更大包容性。第三,是运城文化通俗性表述。与“根祖文化”、“河东文化”、“道德文化”相比,“源头文化”更形象、更通俗,更直观,容易理解和接受。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上,中央电视台已经用了“源头”的概念,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。因此。延用这一提法,体现了“源头文化”的时代性。
 
  三、运城文化的走向
 
  以“源头文化”为标志的运城,是孕育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城,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。为什么一度先进的文化,却没有带来这一地区的繁荣,与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形成不对称的反差?
 
  (一)是文化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关联性。中国历史上,中心的转移历经了四次大的迁徙。尧、舜、禹时期,全国政治、经济文化中心在以运城、临汾为核心的晋南盆地。商、周时期,中心开始向中原转移,春秋、战国时期,又向西北转移,直到秦、汉唐时期,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宋时期,中心回归,形成以中原东京为中心的新格局。元、明、清时代,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北上,北京成了稳定的中心城市。这四次大迁徙历经5000年,而运城早在4000多年前就退出了领跑地位。脱离了政治、经济中心,文化的历史作用也自然受到影响。
 
  (二)是传统文化受生产力制约的局限性。“源头文化”是典型的农耕文化,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,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与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的西方文化形成冲击、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局面,中国传统文化明显处于弱势。
 
  (三)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封闭性。从明清开始,中国以领袖世界自居,拒绝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交流,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也使文化处于停滞状态。曾拥有“四大发明”的文明古国,在全球化过程中落伍了。运城文化不可能走出中华文化封闭的怪圈,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发展动力。
 
  (四)是地域文化的狭隘性。再优秀的地域文化,也有受地域影响的局限。运城地处沿海与内陆的接合部,同时是南北沟通的桥梁。一度的先进,演变成一种惰性,以原生态文化、源头文化为荣“文化自满”的观念,形成束缚文化创新的思想障碍。
 
  总之,对古老的运城文化,要从两方面看:一方面,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一方面,也应看到传统文化不足的一面,如何在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,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适应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,都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。
 
  发挥文化优势打造文化名城,是加快运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。

  总的思路是,实现“五个转变”;即由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,向经济文化一体化转变;由做大文化产业,向做强、做长文化产业转变;由发现资源,向开发、利用、整合资源转变;由提高城市知名度,向提高城市美誉度、和谐度转变;由实现经济强市目标,向实现经济强市、文化强市双目标转变。把文化生产力当做城市的核心竞争力,把运城文化作为城市的第一品牌,把文化创新作为推动运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、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  一是打资源牌  资源,是一个城市制定发展战略的前景。文化资源丰厚是运城的一大优势。要充分利用“源头文化”,全面开发文化产业,形成运城的主体产业之一。首先要发现资源,对运城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评估。建议将源头文化八个方面的贡献作为研究课题,组织国内外、省内外、市内外专家学者做详细论证。特别要在考古上下工夫,提供更多更有力的史证。其次要利用资源,要以旅游业为突破口,积极拓展会展、影视、戏剧、动漫、书法、绘画、网络创意等多种产业,把打造“文化名城”,作为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抓手。再次要整合资源。整合资源的关键是文化要开放,要打破行政区划造成的“文化割据”。晋南文化是一个特色文化区域,应统筹考虑。在开发手段上,要借助强势文化生产力,实行跨国度、跨区域合作。

  二是打精神牌   运城诸多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都具有公认的精神品格。比如,以“社稷”为标志的爱国主义精神,大禹的敬业精神,关羽的忠义精神,荀子、司马迁、司马光的治学精神等。这是一般城市不具备的精神财富。叫响这“四大精神”,弘扬民族文化,对运城增强聚合力、向心力也有着积极作用。
 
  三是打名城牌   像古希腊、古罗马一样,国家概念首先是城市的印象,而城市的印象首先是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。运城是古中国的代表城市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要在更大范围内强化运城是文明古城的概念,全面提升运城的知名度、美誉度、和谐度。这是运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支点,也是运城走现代化、国际化道路的通行证。(摘自《华夏之根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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